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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一場死亡之後,你可記得,劉曉波是誰?

2017年07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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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一場死亡之後,你可記得,劉曉波是誰?

28年前的歸國決定,改變了這個文學博士的一生。他從廣場上的溫和派,變為「沒有敵人」的國家敵人。最終,在被禁錮的死亡裏,留下不朽的自由靈魂。

官方在6月7日通報,劉曉波因「右上腹痛伴發熱兩週」而保外就醫,在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被確診爲肝癌晚期至終末期,7月13日,劉曉波確認逝世。一個多月以來,他急轉直下的病情,只由該醫院官網通報,而在醫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紀念者,都在警察與便衣的嚴格隔離之下,無從見到他或者劉霞,無從知曉他的病房、他逝世的具體時間,更毫無告別的機會。

這位八十年代以「黑馬」姿態成名的文學博士、作家、著名的異議者,曾劇烈攪動並影響了一整個時代。在2010年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他被廣泛視爲中國版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姬——這些人都帶領自己的國家從專制走向民主、從隔離走向開放,從國家的敵人,變爲國家的英雄。

然而劉曉波的處境完全不同。他後半生和國家政權正面博弈、交鋒的過程,像極了一個隱喻——自劉曉波攪動的八十年代以來,他對面的執政者迅速強壯,最終碾壓過一切反對的聲音,最終舉國無聲。直到全世界人,目睹他一點一點,寂靜的死亡。

一切回到最初,1955年12月28日,劉曉波出生在吉林長春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在大學工作。在60年代初接受完小學教育以後,他的整個青春期都與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勾連:隨父母下鄉,當過知青,做過工人,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他考入了吉林大學中文系。

80年代開啟的改革篇章,深刻地影響與刺激了年輕躁動的劉曉波。1982年,劉曉波大學畢業後決定離開吉林,去往那個有「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也同時有天安門和紫禁城的北京。

劉曉波來到北京師範大學攻讀中文系碩士,他在這裏經歷整個八十年代,親睹民間與學界的思想解放,體會保守與改革的激烈交鋒,並成為其中的弄潮兒,獲得「文壇黑馬」的稱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

無論是在1986年「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上,劉曉波那場「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的語驚四座,還是在此後出版《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引發的劇烈爭鳴,都像是1989年的前兆和預言。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直接引發了北京大學生與市民走上街頭,而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中,人們的訴求也逐漸轉變成了要求政府處理腐敗、控制通脹等現實問題。

他隨即聯繫胡平、陳軍、貝嶺等民運人士,發表了《改革建言》,要求重新審查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的相關問題,並提出了修改憲法、廢除四項基本原則(編注:其內容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五項訴求。

無論是哪個層次上的反叛,都將或直接或間接地構成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這樣我怎麼能面對國內前所未有的學院而逍遙海外呢?既然不能不關切,既然按捺不住,就應該實實在在做點具體事。就是回國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論道要過癮得多。

但這篇本意想恐嚇示威人士的嚴厲警告,卻激發了更多人走上街頭。北京的校園內迅速貼滿了譴責社論的大字報,甚至連平時不大關心政治的市民也被這篇社論激怒。4月27日,支持學生的人群擠滿了北京的街道,人數之多,前所未有。

回到北京後,劉曉波和學生領袖的溝通並不順利。他不主張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實現民主,認為民主的實驗要「從一個學生小組,一個學生自治團體,一份民辦刊物,甚至一個家庭的民主化做起」,但對於當時熱情澎湃的學生來說,這些想法過於温和,因此鮮有人買賬。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羅曼蒂克的幻想苦難。唯有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承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5月13日,北京13所高校300多名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同一天,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了劉曉波、吾爾開希、周舵等人召開座談會,明確提出希望在兩天後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前,學生們能夠撤離廣場。作為談判條件,劉曉波等人則要求當局改正「四二六」社論論調,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當時代表政府談判的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顯然不敢答應這些條件,最後談判沒有達成結果。

廣場上的氣氛愈來愈緊張,劉曉波多次勸說學生返回校園,從推進校園民主開始做起,但學生們卻以「黑馬變成綿羊了」、「膽小鬼,滾下去」的呼聲回應。灰心喪氣、身心俱疲的劉曉波,一度產生了放棄參與運動、回到美國的想法。但最終,他被學生的赤誠和廣場的氣氛留住了,誓言要與絕食的學生們,同生共死。

5月17日,最高權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討論是否要在北京實施戒嚴。當時的五名常委意見不一,最後由鄧小平決定,實施戒嚴。三天之後,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了戒嚴令,戒嚴軍隊開始陸續進入北京。

和「四二六」社論一樣,戒嚴令非但沒有阻嚇住憤怒的學生和市民,反而將運動進一步推向了全社會。「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北京宣布戒嚴後成立,大量學生和市民上街截堵軍車,戒嚴軍隊遲遲進不了城,城內則到處都是遊行的人群。

與此同時,廣場也陷入膠着狀態,學生們為下一步的行動策略爭論不休。不少人認為,這樣僵持下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應該主動撤離,但主張堅守廣場的學生始終佔上風。

6月2日,包括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內的「四君子」來到廣場,開始絕食。但還沒有等到他們完成這場為期三天的絕食,最高層已經下定決心,不惜開槍殺人,也要將學生清出廣場,重新控制首都。

相比於像李旺陽這樣籍籍無名的運動參與者,中共當局對於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的處理寬大許多。高新、周舵都在一年內相繼獲釋,侯德健則被驅逐出境,而李旺陽當年則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判入獄13年。

這本書出版後引起極大爭議,一些人將它視為真誠的懺悔,是劉曉波為自己的良心和罪惡負責;但另一些人認為,這不過是他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並且幫助官方「抹黑」學運領袖和知識精英。

但這場風波很快就平息了,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向着權貴資本主義一路狂奔:自由知識分子群體被迅速邊緣化,人們不再談論哲學、美學、主體性,取而代之的是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

劉曉波顯得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他依舊發表各種文章,又連同民運人士發起聯署,或是向全國人大提交建議……這些努力非但沒有任何成效,還為他引來了牢獄。

1996年,李登輝當選為台灣民主化後的首屆總統,台海局勢劍拔弩張。劉曉波聯合民運人士發表《雙十宣言》,呼籲國共兩黨回歸民主基礎解決兩岸問題,被處勞教三年。

當時,劉霞是劉曉波的同居女友,但中國規定只有直系親屬才有探視權。為了能與劉曉波見面,劉霞找遍各個部門申請與獄中的他結婚:「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種種輾轉審批之後,公安部下達了一紙紅頭文件,批准兩人結婚。

劉霞和劉曉波的結婚證書是在勞教所裏領的。那一天,勞教所與婚姻登記處聯絡好,派一名攝影師來給他們拍雙人證件照,然後現場辦證。弔詭的是,拍照當場,相機的快門怎麼也無法按下,攝影師說多年來從未遇見這樣的狀況。最後,劉霞從包裏掏出了自己和劉曉波的單人證件照,將兩張照片拼在一起,貼在結婚證上。兩人結為合法夫妻。這張史無前例的結婚證,彷彿他們婚姻的讖語:終成眷屬,卻難在同一屋檐下。

劉曉波被關押在遠離北京的大連勞教所,瘦弱的劉霞每月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和書籍,擠上九十年代悶熱、緩慢的火車,奔波兩千公里接近他。每一回,劉曉波都數着。

2000年,在劉曉波的幫助下,「六四」死難者家屬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共同發起了「天安門母親」運動。劉曉波更孜孜不倦地協助「天安門母親」整理資料,撰寫、修改聲明,協調安排諸多事務,成為了她們最忠實可靠的同行者。到2004年,「天安門母親」運動收集了126位死難母親的名單,並在當年舉行了有40名天安門母親參加的集體悼念活動。這場運動持續至今,在世界範圍內都具有顯著的道德影響力。

這段時間,劉曉波和劉霞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歲月。儘管一直受到嚴密的監控,但他沒再出入監獄。寫文章、辦筆會,逐漸有了一小圈願意關照他的朋友,總請他和劉霞喝個小酒。

那大概是劉霞最幸福的時光。夫妻兩人習慣性地晚睡,過了中午才起床,下午出門跟朋友們吃晚飯,盡興而歸,就差不多晚上十點了。他們一天的工作才剛開始,劉曉波在客廳兼書房裏泡壺濃茶,開始寫作,或是跟朋友談點什麼事情。劉霞則走進小小的畫室,開一瓶紅酒,就着輕音樂,看看自己的攝影新作,寫詩、畫畫。兩人都延宕到凌晨四五點才上床睡覺。

劉霞珍惜這樣的時光,直到《零八憲章》的出現,像漸近的警鐘,提示着這段相對安穩的日子或要走到盡頭。但劉霞比誰都清楚,這不是自己應該或者能夠阻止的。

3月14日,拉薩爆發激烈的漢藏民族衝突,當局隨即派重兵入城維持秩序,這些舉動引發國際社會對西藏人權問題的普遍擔憂;4月,正在世界各地進行的中國奧運聖火傳遞活動遭遇西藏支持者的抗議甚至搶奪,進而引發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爆發;5月12日,四川發生8.2級大地震,近9萬人死亡,官方和民間的救援力量紛紛湧入災區合作,「公民社會元年」之稱由此而來;8月8日,精心籌備的北京奧運會開幕;10月,在奧運前夕因堅持曝光中國人權問題而入獄的行動者胡佳,獲歐洲議會頒發的人權獎項——薩哈羅夫獎。

劉曉波和他的同伴們希望抓住這一個「公民社會元年」,又因奧運進一步打開國門的時機,再次宣示主張。為了照顧當局在奧運期間在乎的國際形象,他們等過了奧運,警方對民間的嚴密維穩稍有鬆弛之後,開始緊鑼密鼓地為一個叫做《零八憲章》的文本徵集簽名。

12月7日,劉曉波去看望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重病在床的丈夫蔣培坤,他興奮地向蔣培坤講述《零八憲章》的修訂過程,還有收集簽名的一波三折。離開時,劉曉波對丁子霖說,《零八憲章》的工作將告一段落,接下來要着力為天安門母親團體申請諾貝爾和平獎。

12月8日晚上9點多,劉曉波家樓下逐漸聚集起許多警察。晚上11點左右,十多名警察敲開劉曉波的家門,在他面前舉起一張涉嫌罪名欄為空白的拘留通知書。劉曉波被帶走,警察在他家查抄了整整一夜。

劉曉波的海外同伴得知消息,第二天便通過互聯網公布了《零八憲章》文本,以及第一批303人簽署者名單,比原計劃提前一天開始了聯署的公開徵集階段。

因這位中國異議知識分子中的標杆人物時隔近十年第四度被捕,《零八憲章》迅速點燃輿論。不僅《零八憲章》的第一批簽署者們積極為劉曉波呼籲,大量普通網友也在當時審查尚不十分嚴密的國內互聯網用各種方式轉帖《零八憲章》文本。聯署組織者公布的郵箱在黑客攻擊和假冒不斷的情況下,仍在第一個月內就徵集到超過八千個簽名,創下八九後聯署行動之最。

儘管《零八憲章》聯合體制內外改革力量的本意最終沒能實現,但第一批303人名單仍然涵蓋當時大多數富有名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以及多年來湧現出的中青年民間力量。

《零八憲章》發布後,簽署者紛紛受到警方施壓,僅十日內就有約60人遭遇傳訊和監控,但除劉曉波外無一被捕。正因如此,很多人樂觀地推測,過了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的敏感日子,劉曉波興許就會被放出來。

2009年的6月4日過去了,什麼都沒有發生。20天後,新華社發出消息,稱劉曉波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這是劉曉波被捕半年多來官方發布的第一條正式消息。

人們開始主要分成兩種意見,一種仍認為劉曉波可能在某一天以「取保候審」的方式低調獲釋,這是中國官方終結小型維穩案件的常見方式;另一種則調整了預期,猜測劉曉波可能會被判刑三到五年。按照法律,煽顛罪的刑期一般為五年以下。

最終的結果是11年,4015天。《零八憲章》全長4024個字,一個字差不多就是一天刑期。這在胡温上台以來的寬鬆氛圍中,是讓人瞠目結舌的重刑,官方通過這個刑期,對民間亮出的底牌給予了強硬回應,而非和解促成政治轉型。

在劉曉波被捕後的2009年,民間力量無論是否參與《零八憲章》,都受到一系列的打壓,比如傳知行、益仁平和愛知行都遭到政府部門騷擾,公盟更受税案重創;多名川震豆腐渣校舍揭露者被逮捕;李和平、江天勇等維權律師不是被吊銷執照就是實際失去代理案件能力。

但抗爭者們也沒有因此陷入低潮,他們甚至因此相互識別,形成了鬆散的異議共同體。人們在網上驕傲地宣布自己剛發了郵件參加《零八憲章》聯署,又分享各自因此被約談的經歷。劉曉波宣判時,推特中文圈滿屏飄起象徵支持他的黃絲帶。

2010年1月,劉曉波被重判後,國際筆會美國分會提名他為當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隨後,捷克前總統、《七七憲章》發起人哈維爾,也與達賴喇嘛等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道,聯名支持劉曉波當選。

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諾委會特別強調,人權與和平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人權是諾貝爾在遺囑中所提出的「各國間友愛」的先決條件。

這篇陳述,在12月10日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由挪威女演員、導演麗芙·烏曼(Liv Ullmann)向全世界朗讀。當天,劉曉波的所有直系親屬都被禁止出國,沒有人能代他領取獎章和證書,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在演講完畢後,將獎章和證書放在了一張空椅子上,全場來賓三度起立,報以長達50秒的掌聲。

「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作家翟明磊在詩句中稱劉曉波是「六四死的最後一人」。伴隨着這場舉世目睹的死亡,同時告別的,仿佛是他身後的一整個時代。

来源: theiniti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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